原标题：王璐，林木西 梅丽莎·戴尔对发展经济学和气候经济学的贡献——基于几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作者简介］王璐（1982），男，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国民经济学研究；林木西（1954），男，辽宁沈阳人，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国民经济学研究。

  ［摘要］梅丽莎·戴尔由于在发展经济学等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而获得2020年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戴尔不仅开创性地采用断点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经济制度在不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机构和历史事件对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影响，而且将气候历史波动数据与其经济效应结合，构建了气候经济学研究的新框架。戴尔在发展经济学、气候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等领域中取得大量的重要研究成果，有力推动了这些研究领域的发展并加深了对制度和气候等因素在经济稳步的增长中作用的理解。戴尔的研究为政治经济和发展经济领域注入了新的智慧和活力。

  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作为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奖之一，主要授予为经济学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经济学家。该奖项为这些学者带来非常大学术声誉的同时，也成为这些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等更高荣誉的重要阶梯。哈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梅丽莎·戴尔（Melissa Dell）由于在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和气候经济学等领域取得的突出贡献而获得2020年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14年戴尔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选为全球25位最有智慧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2018年获得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伊莱恩·班尼特研究奖（Elaine Bennett Research Prize）。2018年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全球新一代最杰出的八位青年经济学家”之一。戴尔在《美国经济评论》《经济学季刊》《计量经济学报》和《经济研究评论》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11篇，其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和气候经济学。

  戴尔及其合作者利用政策非连续性特征来研究政策效果。与贩毒有关的暴力行为的增加严重削弱了墨西哥政府的执政能力。为研究墨西哥政府扫毒政策的效果，戴尔选择已结束的有国家行动党参与的市长选举结果作为外生变量。由于墨西哥保守家行动党的主要政治目标是打击国内日益严重的贩毒网络和升级的暴力活动，国家行动党市长在其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这为戴尔及其合作者选择市长选举结果作为处理变量提供了经验性证据。与国家行动党候选人以大幅度优势获胜或失败的市政府选举结果不同，在选举结果相对接近的有国家行动党候选人参与的选举中，选举结果受特定因素影响。相关研究表明，这一些因素与各市的基本经济社会特征和暴力趋势无关。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国家行动党的市长就职后，在每10万市民中，每年与毒品贸易有关的谋杀案比非国家行动党市长就职后多27至33起，该影响在市长整个任期内都持续存在，而且在市长任期结束后也持续存在。与前期相比，与毒品贸易有关的暴力在国家行动党获胜的城市增加了5.5倍，而在该党失败的市镇增加了一倍。在改变统计口径、样本容量、研究周期长度和关键变量后上述分析结果被证明是稳健的。这些结果提供了新的证据来证明扫毒行动会显著和持续增加凶杀率。

  戴尔检验了国家行动党在市长选举获得胜利与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经济机理，其研究思路主要考虑国家行动党在市长选举中获得胜利是否会导致政府采取更多政策来打击贩毒活动。尽管由于保密原因，研究难以获得各市部署军方或警力开展扫毒行动的准确数据，但能够最终靠警察刑事对峙伤亡等指标间接验证国家行动党市长执政与扫毒行动之间的客观联系。不同时间段的样本数据均显示在国家行动党获得胜利的城市，警察刑事对峙伤亡指标明显高于没获得胜利的城市。与此相比，在研究期之前这些城市的警察刑事对峙伤亡指标是相似的。戴尔在研究中也检验了数据异质性特征与扫毒行动引发贩毒者之间冲突加剧这一假设的一致性，并用数据对该事实做验证。戴尔对国家行动党在市长选举中获胜与暴力行为内在联系的一个解释是国家行动党获胜意味着管理市级政府的政党权力更替，由于改变现状从而引发贩毒者间的冲突加剧。在样本数据中，国家行动党是大约30%的2007—2008年选举样本中的执政党和37%的2007—2010年选举样本中的执政党。为了验证实证研究的稳定性，戴尔检验了已结束的选举中由革命制度党（PRI）和革命（PRD）获胜或失败的样本数据，研究方案设计为如果扫毒行动导致的暴力冲突加剧仅由国家行动党引发，则其他政党在市政选举中更替的样本数据并不能导致暴力冲突加剧。实证结果为在采用断点回归分析方法研究革命制度党市长选举结果中差距较小的样本时，仅获胜的样本参数与暴力冲突加剧之间有正向关系，但参数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当改变样本数据获取的频率范围、选不一样城市的选举样本以及调整代表凶杀率的指标时，均证明国家行动党在市长选举中获得胜利与暴力行为加剧之间的正向关系是稳健的。戴尔对国家行动党在市长选举中获胜与暴力行为内在联系的另一个解释是由于政府控制州警察的部署和州财政资金的支出，安全部门从国家行动党执政的政府和非国家行动党执政的政府获得资助的差异导致了上述结果。除安全支出外，由于国家行动党市长获得更多来自该党执政的联邦政府的经济支持，毒品交易者会通过引发冲突来勒索这些资金。采用断点回归分析方法显示样本在与联邦政府经济支持有关的指标上是均衡的，表明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在国家行动党和非国家行动党执政的城市不存在非常明显差异。戴尔对国家行动党在市长选举中获胜与暴力行为内在联系的最后一个解释是暴力增加缘于国家行动党和非国家行动党在腐败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尽管难以得到准确的腐败数据及对现有腐败的估计存在统计噪声，采用断点回归分析方法得到的结果证明各党派在腐败上的差异并不是引发暴力冲突加剧的原因。

  戴尔认为从贩毒组织内部来看，扫毒行动导致暴力冲突加剧主要是由于贩毒组织成员在高级别贩毒首脑被逮捕和被杀后谋求获得更高的地位。扫毒行动会弱化当地起主导作用的贩毒组织，为其他敌对的贩毒组织通过暴力活动控制该区域提供机会。特别是当两个贩毒组织控制的区域相邻时，贩毒组织篡夺该区域的动机更为强烈，因为当贩毒组织控制全部区域后可以在很多犯罪领域形成垄断。与其相应的指标是被逮捕的高级别贩毒首脑人数，在国家行动党市长选举获胜后该指标显著增加。戴尔研究之后发现在国家行动党市长选举前后，与毒品有关的暴力行为出现显著变化。由于国家行动党市长采取打击现有贩毒的政策，有效削弱了现有毒贩势力，与现有毒贩存在利益冲突的贩毒组织为争夺势力导致与毒品有关的暴力活动增加。

  对敌对政权采用军事干预政策是美国冷战时期的一个核心特征，军事干预政策会消耗大量的资源，对国家安全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戴尔及其合作者反对实施军事干预政策的冷战思维，认为无论是通过部署强大火力的军事干预政策还是提供发展资金来获得民心的援助政策均不能够实现目标。为体现这一思想，戴尔及其合作者发表了《外国干预建立国家：来自非连续军事策略的证据》（Dell & Querubin,2018）一文，该文针对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采用的关键干预措施研究其因果影响，选择两种不同的具有非连续特征的政策，一是采取空中打击，并改变压倒性火力的强度；二是采取一种与压倒性火力攻击相比更具有争取民心作用的政策。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军事管理机构、调解机构和民意调查机构提供的关于安全、治理、民众参与和经济方面的数据。研究面临的主体问题包括：一是在研究空中打击与抵抗活动加剧的因果关系时会受到两者相关性的影响，即空中打击会优先选择抵抗活动日益加剧的地区。二是没办法实现无条件随机抽样。无条件随机抽样又被称为简单随机抽样，要求每个样本被抽取是独立的，被抽取的机会是均等的。在研究中由于空中打击的对象被选择为最能实现军事目标的地点，当已知研究对象的某种特征将直接影响研究结果时，要想对其加以控制，就不能采用简单随机取样法。因此最有效的估计方法是挖掘从边际上影响军事力量分配的随机变化，戴尔认为通过引入包括外生非连续性政策变量的最新算法可以很好地近似模拟已采用的经验设定。

  为解决以上问题，戴尔将研究的问题分为19个子模型，并根据贝叶斯规则对每个子模型的响应进行加总，将其转换为1到5之间的连续分数。子模型的得分被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整数，从而将非连续的和在逻辑上加总的近似分数变为一个整体的安全得分。具体地说，算法起始于一个不提供任何信息的均衡的先验假设（flat prior），该先验假设假定不存在信息的影响，每种选择的概率是相等的，信息对结果的影响较低。评估系统根据评估者的主观感知将每一个行动赋值为A至E的五个安全等级之一，这里A表示非常安全，E表示非常不安全。在采用贝叶斯规则后，问题响应和条件概率矩阵被更新，从而得到每一个问题在不同响应值下的概率。连续使用贝叶斯法则能够获得属于子模型的五个潜在安全级别中的每一个行动的后验概率。在赋值中，A被赋值为5分，B被赋值为4分，C被赋值为3分，D被赋值为 2分，E被赋值为 1分，戴尔通过赋值可以计算得到后验分布的期望值，从而将其分配给每个潜在类。上述期望值被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整数得到子模型的得分。采用逻辑加权可以将子模型的近似得分加总，每次处理两个或三个子模型，得到总的安全得分。

  戴尔及其合作者在研究中使用的另一方法是潜在类估计（latent class analysis）。潜在类估计主要解决在很多分类数据存在的结构零向量问题，该问题主要产生于响应变量的特定组合产生了某种不有几率发生的情况，例如怀孕的男人或结婚的孩子等。同时零向量也产生于响应变量在特定结构中构成的不可观测变量。在潜在类估计中，如果没明确排除结构零向量，会导致联合条件概率的估计值不准确。研究采用贝叶斯办法来进行估计，其主要思路是将可能变量组合构成的数据看作一个扩大数据集的截断部分，该扩大的数据集里包含未知规模的数据构成的全部组合。该样本过程能够最终靠迭代计算产生一个完整的增广数据集，数据代入模型后获得参数估计值。潜在类估计的关键是计算算法，该算法主要运用条件独立性假设来处理结构零向量，将很多结构零向量组合分解为更小的边际条件向量集。与忽略结构零向量会造成较大偏差不同，潜在类估计得到的估计值非常接近于真实值。未解决假设检验问题，并表明影响不是由将分类问题编码成二进制结果引致的，在研究中，戴尔及其合作者采用潜在类估计方法估计每一个行动属于两个潜在类，即高安全性和低安全性之一的后验概率。

  在研究中，戴尔及其合作者通过比较低于阈值和高于阈值的地点来估计空袭政策的因果影响，其中低于阈值的地区易于遭到空袭。依据分数分布，刚刚低于截止线的地区被空袭的可能性更为显著。由于没证据说明等级分数被系统用于其他的陆军和海军的军事资源分配，因此能判断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空袭的影响。戴尔指出尽管美国军事当局相信压倒性武力、将居民集中在市区以便更容易对其控制和建立更强大的中央政府可以被用作建立政权的工具，但在实践中通过武力干涉并不能导致更有效的地方政府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和公民参与，相反会削弱地方政府管理和降低公民参与度，增加公众对傀儡政府合法性的质疑。

  对发展中国家长期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读是梅丽莎·戴尔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研究中她主要关注秘鲁、墨西哥、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特定机构的持续影响以及探究这种持续影响存在的原因。戴尔指出拉丁美洲和北美在殖民时期的劳动组织方式存在差异，并利用跨国历史数据分析这些差异产生的长期影响。她比较了殖民时期建立不同组织制度的国家，这些组织制度主要是由于偶然原因形成的。戴尔发现这些早期的差异在今天仍然很重要。与传统研究中主要依靠跨国数据不同，戴尔利用历史上的意外或特殊性，采用断点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特定机构的持续影响，并探索这些影响发生的具体渠道。这在《秘鲁采矿业的持续影响》（Dell,2010）一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这篇论文中，戴尔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秘鲁和玻利维亚地区，支持银和汞开采的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强制机构米塔（Mita）是基于空间不连续性而建立的，特别是在矿区周围集水区的男子受到强制劳动机构米塔的约束，而在矿区以外的男子则没有。即使这些特定机构在三百多年前已被废除，其政治和经济后果仍然持续存在。具体来看，米塔是西班牙殖民者建立的控制从事矿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土著劳动力体系，是一种强制劳役制度。米塔要求200多个土著社区派遣1/7的成年男性去波托西银矿和万卡维利卡汞矿工作，被征募人员在所属地区的边界上存在离散性变化，在边界的一侧所有社区均派遣同样比例的人口，在边界的另一侧所有的社区都是被豁免的。由于米塔的边界在空间维度上形成多维的非连续性，这种离散变化表明断点回归分析方法可以用来评估米塔的长期影响。断点回归分析方法需要满足除处理变量外的所有相关因素平稳变化，因此戴尔在研究中选择秘鲁南部安第斯山脉的部分地区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显示，居住在边界内的家庭比居住在边界外的家庭穷20%~30%，儿童发育迟缓的比率也比居住在边界外的家庭高。

  戴尔认为秘鲁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公共产品供给和市场参与是米塔产生持续经济影响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米塔限制了在其流域内建立大型农场，影响了流域内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而土地所有权制度反过来影响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小农场主对农业市场的参与。戴尔指出米塔的负面影响是由公共产品缺乏所导致的，并提供了间接证据，表明与集水区内外的经济结构有关。特别是在研究中戴尔确定了庄园式私人农场（Haciendas），用来解释米塔影响中的重要作用。庄园式私人农场作为大型农场单位，会影响政府为建设连接这些农场和市场的道路所提供的资金。戴尔发现在米塔集水区以外的庄园式私人农场比在米塔集水区内的庄园式私人农场要多很多。国家对米塔劳动力的控制阻碍了庄园式私人农场的进入，而庄园式私人农场与殖民政府严格控制的农场相比，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戴尔从教育和道路建设角度考察了米塔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她发现从历史数据来看，米塔降低了流域内成人识字率大约2个百分点，而研究区域的成人识字率平均为3.6个百分点。戴尔根据秘鲁公路交通信息系统估算米塔对道路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米塔降低了区域路网密度每平方公里29.3米。考虑到大量人口和经济活动会内生性地在公路沿线集聚，道路等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对缺乏导致了米塔地区的相对贫困。总之，教育和跨米塔边界的道路网络存在的明显差异，体现了米塔的持续影响。与此相比，在米塔区域外，大农场主由于长期提供了稳定的土地租佃体制，可以控制较大比例的生产要素，而且由于财产权得到保障，在米塔区域外的大农场主投资公共产品获得的收益会高于米塔内的农场主。上述研究结果与传统观点背道而驰，传统观点认为拉丁美洲发展缓慢与土地所有权集中有关。戴尔认为庄园式私人农场形成之前已经建立的体制结构并没有为潜在的小农户提供安全的财产权保障、免受剥削的保护或一系列的其他保障。尽管主观上不是为了促进经济繁荣，以庄园式私人农场为代表的大农场主确实发挥了保护个人免受殖民政府高度剥削和确保公共产品供给的作用。

  在殖民地经济中，由于殖民政府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为目标，其建立的制度或实施的政策往往会对殖民地经济产生长期的消极影响。戴尔认为殖民者为从殖民地榨取更多的资源会倾向于建立薄弱的组织机构来弱化对产权的保护以方便实现榨取资源的目标。与短期的殖民掠夺不同，殖民大国为获取长期利益会建立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这些为刺激生产而实施的经济制度变革，从长期来看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直接影响。例如殖民机构为开发农业，会进行殖民地经济的重组、技术转让、加工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等。在《殖民地经济的发展效应：爪哇的荷兰耕作制度》（Dell,Olken,2020）一文中，戴尔通过研究荷兰在爪哇实施的种植制度，探讨了这种将强制农业与大规模国内加工结合的制度在当地经济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为研究荷兰19世纪中期种植制度的持续影响，戴尔分别从该时期建立制糖工厂的地区与强制种植蔗糖的乡村两个方面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持续影响。对照地区的选择主要基于建立制糖工厂时选址的四个主要标准：一是拥有足够的适合种植糖料作物的土地；二是接近河流，能够为工厂提供动力；三是接近木柴产地、运输路线和人群；四是相邻工厂之间有足够的土地来确保甘蔗生长。研究显示毗邻荷兰在19世纪中期建立的制糖工厂的地区，工业化程度更高，这些地区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与作为反事实假设的在殖民时期同样适合建立制糖工厂的地区相比更为富裕。戴尔认为殖民时期建立的糖厂对爪哇当前经济活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集聚的外部性发挥作用。集聚的外部性主要表现为以糖作为主要原料的企业在这些制糖工厂附近建厂，通过投入产出联系、劳动技能提升和技术联系等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反之，以糖为原料企业的建立又会促进制糖工厂的大量出现，形成人口密集的食品加工中心。即使当原有的糖料资源消失，这些工业中心也会从其他地区购买原料并持续存在。而且这一过程中建立的基础设施在殖民地解体后仍将持续存在，并发挥积极作用。戴尔认为尽管殖民政府对制造业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殖民收益，但在爪哇等传统农业地区，由于不存在金融市场，且失地农民传统上依附土地所有者，大部分生产活动是为了维持生计。殖民制度在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的同时，也能长期促进经济增长。

  戴尔在研究中选择线性局部多项式断点回归作为研究起点。每个工厂周围的单个集水区形成17个较大的相邻集水区，戴尔分别对每个较大集水区进行多项式断点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受耕作制度影响的村庄拥有更多的村级土地，与样本拥有9%村级土地的平均值相比，增加了约1.5个百分点。戴尔认为耕作制度对村庄土地产权的影响是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耕作制度下村长由荷兰殖民者授权进行土地的分配以促进甘蔗的种植，村长会获得公共土地作为对其服务的补偿，这些土地在今天已被用作多种用途。戴尔认为公共产品供给也是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耕作制度提高了村民通过自有土地和土地使用权获得收入的能力，进而会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和学校教育资源。实证研究表明被迫种植甘蔗的村庄村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样本平均值0.22年，而样本平均值为5年，这些村民也更有可能完成小学和初中教育，估计系数在1%水平。戴尔认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会带来整体经济结构的改变，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会导致农业部门比重的降低和制造业部门比重的提高。村庄参与耕作制度获得的激励报酬促进了现代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实证研究显示被迫种植甘蔗村庄的村民从事农业的比重低于样本平均值4个百分点，从事制造业的比重高于样本平均值3个百分点，从事零售业的比重高于样本平均值1.2个百分点。戴尔通过改变断点回归的带宽、多项式形式、控制变量、样本选择标准和设置新特性对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戴尔的研究表明尽管殖民者对当地居民的掠夺行为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在爪哇的例子中，制糖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建立的基础设施，对附近地区产生了持续影响，提高了该地区的工业化水平、教育水平和消费水平。除基础设施外，投入产出链条形成的集聚经济和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也是荷兰在爪哇的耕作制度产生持续影响的主要原因，在此过程中上述因素不断相互促进。戴尔认为荷兰在爪哇实施的耕作制度对当地经济产生长期积极影响是因为满足了一系列条件，如产品必须在爪哇本地进行加工；为方便产品出口需要建立现代化的交通基础设施，来连接分布广泛的制糖企业和国际港口；制糖产业与印度尼西亚的支柱产业有密切的联系等。特别是在被迫种植糖料作物的村庄，较高比例的村级土地提高了村庄投资学校等公共产品的能力。戴尔认为如果荷兰殖民者的目标不是获取最大的殖民收益，而是通过普惠机构实现爪哇的工业化来最大化提高爪哇居民的福利，耕作制度将会产生更好的长期影响。

  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20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出现的大范围分化，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日韩等国由战后的贫困经济体迅速发展成为发达国家，而菲律宾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滞后于上述东北亚国家。历史演化的差异是解释上述地区经济增长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由于很多因素发挥作用，难以准确推断出历史演化在经济增长差异中所发挥的作用。戴尔及其合作者在《越南的历史演化、地方集体行动和经济发展》（Dell, Lane & Querubin,2018）一文中，采用断点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历史演化特别是历史上存在的政府管理体制影响长期经济的作用机理。在研究中，戴尔根据历史演化特征，将越南分为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其中北部地区以权力较为集中的乡镇基层管理组织为主要特征，南部地区作为曾经的高棉王国属国，遵循一种更为非正式、个性化的权力关系和无乡镇组织介入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模式，该结构是一种垂直互动的政治结构，是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互动的模式之一。戴尔在研究中利用了历史上国家行政机构在空间上的非连续性变化进行研究，将1689年及以前合并入大越行政制度的家庭与后来被合并的家庭进行比较，该边界在空间上形成了多维度的非连续性。固定效应模型可以确保规范地比较跨越相同边界的乡镇，实证研究显示在选择不同的分割长度时，该结论能够通过稳定性检验。

  戴尔认为在经历近现代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后，越南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仍保持长期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越南北方乡村政府的长期制度化管理，培育当地集体经济形成了持续性的规范模式，而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完善的内在根源。从长期来看，集体经济在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同时，北方富裕的乡村可以进行更多的公共投资来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以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戴尔通过1969—1973年包括公民社会、乡村政府管理和社会舆论的地方数据证实了上述影响机制。戴尔认为良好的公民社会应该能够有效协调公共产品的供给并保障公民不受生存危机的影响，由此她建立了长期历史条件下政府管理体制与经济增长之间联系的重要机制。为检验该机制，戴尔采用了贝叶斯潜在类估计方法和哈姆雷特评估体系（HES）的数据资料。从历史演化来看，越南北方乡村居民必须通过集体劳动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和提供公共产品，因此这些居民更倾向于融入公民社会。从评估指标来看，越南北方居民被纳入较高公民社会类别的概率比样本平均后验概率高20个百分点。较高的公民社会参与率与较好的经济发展成就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实证研究显示越南北方居民参与公共组织或乡村委员会召开的公共会议的比例明显高于样本均值，这些居民参与当地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培训的比例也高于样本均值21个百分点，而且与此相关的估计参数均在1%水平上。戴尔及其合作者在将样本扩展到研究边界以外的其他区域时，得到相似的参数估计值。在选择殖民时期、20世纪70年代家庭收入数据和其他历史时期的经济指标作为样本时，均证明了历史制度演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考虑同一时期生活标准后，戴尔及其合作者研究了持续影响的作用渠道，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历史差异会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经济增长，这些渠道既包括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利的分配，也包括信任、行为模式、基础设施投资和集聚经济。戴尔认为尽管乡村管理机构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制度范畴的实体，但正式制度不是产生持续影响的作用渠道，而当地居民在历史演化中为满足其对中央政府的义务而形成的合作传统等非制度规范，成为产生持续影响的关键机制。戴尔的研究支持文化和制度的共同演进是形成持续经济发展的模式。

  重大历史事件会产生持续的经济影响，形成某种程度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由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和既得利益约束等因素，制度变迁具有自我强化功能，一国一旦选择某种路径，该路径将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得到强化，从而形成路径依赖，如果改变该路径，则需要依靠政府或其他强大力量的推动，克服制度的锁定性困境。路径依赖理论解释了部分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经济落后和制度低效的现象，这些国家难以利用后发优势，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戴尔认为不仅最初的制度因素在消除很久后仍会产生持续的影响，如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在其消失较长时期内仍然对社会组织和制度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如果时机恰当，一个较小的、通常无关紧要的事件也会产生持续的影响。在《发展中的路径依赖：来自墨西哥革命的证据》（Dell,2012）一文中，戴尔检验了20世纪初墨西哥的中度干旱如何导致墨西哥革命期间的起义，进而影响长期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戴尔用干旱严重程度作为衡量起义行为的工具变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揭示干旱程度与起义之间的前期联系，并检验了干旱与一些重要的特征变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干旱的严重程度与墨西哥革命期间的起义行为的关系系数在统计检验上显著，在稳健性检验中，当改变衡量干旱程度的指标和方法时，上述关系仍然存在。实证研究也显示干旱导致起义的城市具有不同的初始特征，在农业城市中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显。

  戴尔采用工具变量法检验起义对墨西哥革命后联邦政府两项重要政策的影响，一项政策是土地改革，另一项政策是联邦机构的扩张，这两项政策均是墨西哥革命后实施的重要政策。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墨西哥联邦政府通过土地改革政策对几乎一半国土面积的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而联邦政府机构的规模扩大超过原有规模的5倍。从两项政策与起义的联系来看，土地改革主要集中在发生起义的城市，但联邦机构的扩张与起义之间几乎不存在联系。在检验起义对上述主要政策影响的基础上，戴尔检验了起义对经济增长的持续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起义降低了收入水平和工业化进程，从长期来看增加了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的比重。戴尔认为起义产生持续的经济影响可以用多种作用机制来解释，其中土地改革政策是关键。土地改革政策与墨西哥现阶段的经济和政治结果有高度的关联性，例如土地改革后墨西哥建立了合作农场(ejidos)，这里合作农场是墨西哥革命后土地的一种主要分配形式，由个人和社区的土地组成，分给村社农民耕种。合作农场的土地面积占墨西哥土地总面积的54%，在合作农场工作的劳动者约占墨西哥农村人口的50%。戴尔认为合作农场政策的经济后果主要表现在尽管高生产率、高灌溉度的农业地区更倾向于实现工业化，但在合作农场地区工业化趋势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合作农场禁止土地的市场交易行为，而现代农业企业更愿意选择能够通过购买土地实现垂直一体化经营的地区。该政策的政治后果主要表现为尽管合作农场被证明是低效的，但有利于执政的革命制度党实现消除不安定因素和维持政权稳定的目标。总的来看，墨西哥革命后土地改革政策建立的合作农场存在的低效率降低了农业部门的长期生产力水平，并为土地和信贷分配的政治操纵提供了各种可能性。戴尔认为这意味着墨西哥革命后的政策显著降低了农业长期生产力水平，也就是为解决引发墨西哥革命的土地纠纷而实施的政策，通过政治权利取代市场行为来实现政治目标，导致了持续经济低效率。

  气候经济学是戴尔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她主要关注气温和气候变化对短期经济行为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尽管大量研究显示气温与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但对于气温因素能否解释短期经济行为仍存在较大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与两者相关的其他变量造成两者的相关性，而非与气候因素有关，如一国的制度或贸易政策，在短期内会推动经济增长。戴尔认为与传统研究中经常采用跨国数据不同，应该使用更微观的数据来研究气温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国家内部的各省数据或各省内部的各市数据作为样本时，结果均显示收入与气温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在《气温与收入:对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融合研究》（Dell,Jones,Olken,2009）一文中，戴尔及其合作者选择次国家层面的数据来研究气温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样本主要来源于戴尔在西半球12个国家进行的家庭调查获得的市级劳动收入数据。研究显示从截面数据来看，国家间的气温和收入之间的负向关系在国家内部也存在。国家内部的截面数据得到的估计值尽管明显小于跨国数据得到的估计值，但该估计值仍然在统计上显著，并且具有重要的经济含义。实证研究显示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的同时，市级层面人均收入会下降1.2～1.9个百分点。在研究中，戴尔建立了将截面数据分析的气温效应与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的短期气温效益有效结合的理论框架。在该框架内，戴尔构建了气候与收入关系的面板数据模型以检验国家在异常炎热或寒冷的年份中经济增长路径的变化规律。为使不同国家和城市的数据具有可比性，戴尔及其合作者根据价格离散程度，即同一商品的价格分布相对于某一中心的偏离程度来调整各国的工资数据，并根据气候和地理数据对数据库中同一城市的劳动收入数据进行合并。国家层面的气候数据则由城市层面的气候数据按照2000年的城市人口加权获得。采用上述数据，戴尔及其合作者对气候变量和对数化的收入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这里气候变量包括平均气温和平均降水量两个指标。在实证研究中，戴尔及其合作者列出了五组结果，前两组的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的对数值，其中第一组采用134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每提高1摄氏度，人均GDP将降低8.5个百分点，参数值在统计检验上显著。第二组采用前述提出的12个国家的市级劳动收入数据，回归结果显示每提高1摄氏度，人均GDP将降低8.9个百分点，但标准差显著扩大，参数值在统计检验上不显著。后三组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劳动收入平均值的对数，其中第三组采用和第二组相同的样本，但增加了海拔高度、坡度和城市到海边的距离等地理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与第一组的结果相同。气温、降水量、海拔高度、坡度和城市到海边的距离这五个变量解释了12个国家市级劳动收入差异的61%。第四组和第五组检验了国家内部气温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两组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参数值明显降低，但在统计检验上显示明显。该结果证明了与国家间气温与收入的关系一样，在国家内部气温和收入之间也存在负向关系，尽管国家内的参数值远小于国家间的参数值。

  戴尔认为两种机制有利于将气候变化的增长效应与长期截面数据体现的气温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一是经济收敛，该机制促使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接近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收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气温的影响，因此收敛限制了截面数据显示的收入差异。特别是当国家内部收敛值高于国家之间收敛值时，气候的长期效应在国家内部减弱的程度将高于国家之间的减弱程度。尽管国家内部反映收敛的数据是相对有限的，但国家内部收敛速度高于国家之间收敛速度与国家内部收入差异更小是一致的。人口迁移机会的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转移支付以及国家内部更有效的协调机制均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二是适应机制，该机制将在长期内促使各区域更适应气候的变化。面板数据关于增长的估计反映了区域对气候冲击的适应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经济主体将调整其经济行为来适应持续的气温变化，例如选择种植更适宜的农作物，调整产业和技术，或是选择迁离出该区域。上述调整导致应对冲击的短期响应系数高于长期响应系数。如果在短期内国家间的增长与国家内的增长相同，则意味着国家内的适应机制发挥的程度要高于国家间适应机制发挥的程度。

  针对跨国气温与收入关系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典型问题，戴尔指出遗漏变量的影响可以在研究框架中被评估，从数理上看，遗漏变量与增加适应机制对系数的影响是相似的。但是当不考虑适应机制作用时，在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融合估计中，遗漏变量对高气温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正向影响，即气温较高的国家具有某种特征使其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不具有该特征时的增长速度。例如气温较高的海湾国家拥有的丰富的石油资源是促使其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考虑气候变化趋势，戴尔认为遗漏变量在截面数据研究中造成的影响程度将变得更高。结合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戴尔认为气温在短期内造成的负面效应有近一半在长期内通过适应机制被补偿。

  戴尔认为气温的变化会影响贫困国家的农业产出水平，而且通过投资和制度等因素影响这些国家生产率的增长，即具有增长效应。而通过研究气温的滞后影响不仅可以检验气温冲击对经济增长的暂时或持续影响，还能判断气温是否影响产出水平或具有增长效应。而较小的增长效应，随着时间推移也会对生产率的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在贫困国家，气温对农业增加值和工业增加值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些国家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农业产出降低2.66个百分点。而富裕国家的参数估计值显著减小，这些国家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农业产出降低0.22个百分点，且参数估计值在统计上不显著。降水量对农业产出具有正向影响，在贫困国家中每增加100毫米的年降水量，农业产出增加0.18个百分点，而富裕国家农业产出增加0.16个百分点。在贫困国家，气温对工业增加值存在负向影响，气温每增加1摄氏度，工业产出降低2.04个百分点。戴尔认为气温对工业产值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气温对农业产出的负向影响在需求端具有溢出效应，受影响的农民收入降低相应地减少了农民对工业产品的需求。气温还可能降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例如在炎热天气受天气影响较大的行业劳动力供给会大幅减少，特别是户外工作者和工作环境较差的劳动者。与传统气候经济学认为农业和收入水平是气候效应的主要传导因素不同，戴尔认为生产要素的积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生产效率、冲突和健康等均能成为气候效应的主要传导因素。此外，由于气温升高导致产出降低还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而社会不稳定反过来会阻碍要素积累和生产率增长。戴尔发现气温的冲击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贫困国家，气温在一年中升高1摄氏度将降低经济平均增长率1.3个百分点。戴尔还发现气温冲击不仅会影响产出水平，而且具有增长效应。戴尔通过面板数据分布滞后模型发现从中期来看，人类对气温的适应性调整无法消除气温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