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4-01-26 23:44:50 | 作者: 建筑桥梁照明
这是一份最新版本的报告，最初版本由伦敦高校中国委员会（ UCCL ）委托编写，由英国汉学协会（ BACS ）所有并于每年进行更新。要准确了解关于中国的研究情况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而且越来越难。本报告通过对在英国读书的学生人数、院校机构、研究活动和中国留学生的调查，概述了中国相关研究的现状。
● 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英国高校中国研究相关课程的学生人数年年在下降，来自15所大学的不完整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在过去三年中，英国高校修读中国研究相关课程的学生总数下降了13%。2019/20年HESA数据的下降可以解释为该年里有学生继续转修联合学位。
● 与2019/20年相比，每所院校的平均学生总数显而易见地下降了21%，而15所受访院校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0/21年的学生总数仅小幅下降——下降幅度低于2%。对于本科生来说，所有提交的统计平均数就没有变化，因此总体下降反映了授课型研究生（PGT）人数的减少，即使考虑到一所大学此前上报了大量的学生人数但今年缺少数据的情况。
● 从UCCL调查数据分析来看，过去两年英国高校中国研究相关课程的的学生人数有所上升。UCCL数据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另外10所高校提交了本科生2020-2021年的数据，使本科生数据大幅增长。
● 获得单科荣誉学位的中国学生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10%，但获得联合荣誉学位的人数（包括中国学生）增加了65%。联合荣誉学位的总体增长似乎反映了项目的增加和开设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相关课程的大学的增加，因为大多数新课程都是联合学位。这佐证了过去几年观察到的方向，所有学语言（包括汉语）的学生似乎都发现联合学位项目比单科荣誉项目更有吸引力。
● 授课型研究生（PGT）数量会降低，但由于一所每年通常有100多名授课型研究生的大学的数据未被统计。考虑到这一些因素，造成3%下降的原因可能是新冠疫情（国际学生不愿支付额外费用在家上课）、英国脱欧（对于欧盟国家学生来说）和对移民的“敌对环境”的影响。
● 研究型研究生（PGR）人数变化较慢，我们应该观察2020年人数的小规模下降是否会在未来几年持续下去。
● 教职员工人数一下子就下降，根本原因是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预算削减，使教职工与学生的比例下降了40%。加上持续不断的增加的工作量，引发了人们对教职员工编制是否稳定的担忧。
● 与没有孔子学院（CI）的院校相比，拥有孔子学院的院校在所有项目中的本科生多了约60%，但其在PGT和PGR数量上的优势在2020年显而易见地下降，其PGT和PGR学生数量仅为没有孔子学院的英国高校的一半。孔子学院的员工数也仅比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多6%，远不如前几年多50%的情况。
● 选择在英国高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人数持续增长，首次同时注册的学生超过10万人。中国学生目前占英国高校非英国籍一年级学生的48%。然而，来自印度的学生人数增长率更快，中国和印度的学生数量将在未来的更新中持续关注。
● 越来越多的的英国高校面向本科或研究生开设与中国研究相关的项目，目前有44所英国高校参加了UCCL年度调查，这44所高校开设的课程种类繁多。
● 由于疫情引发的资金问题，一些大学已结束了汉语教学，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停止了对所有语言的教学。
● 需要牢记的因素包括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英国脱欧、政府阻止移民、中西方关系、中国经济以及英国政府对包括语言在内的人文学科的不友善。
目前，英国高校“中国研究”课程的学生人数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中一组数据从UCCL的年度调查中获得。另一组数据是从HESA购买的定制数据集。综合两组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构建英国高校中国研究的学生人数图，但两者都有明显的缺陷，所以准确评估真实的学生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
作为年度报告的一部分，UCCL每年对英国高校中参与汉语学习课程的教职工和学生人数做出详细的调查。每所大学记录的数据包括员工数；修读单科荣誉学位和联合荣誉学位的本科生（UG），授课型研究生（PGT）；研究型研究生（PGR），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
“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在这里被理解为一个学位课程，包括汉语（普通话）学习和一些研究与中国相关的学习内容，如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政治等方面。“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这一术语也适用于同时修读汉语与其他语言项目的学生。
虽然要明确“中国研究”不仅仅是学习汉语普通话，但上述定义使得英国高校难以提供准确完整的数据，因为该定义涵盖的教职员工和学生通常分布在英国高校的不同院系。也许正因如此，很大一部分英国院校机构要么不填表格，要么注明他们表格的数据可能不能准确反映每个院的情况或整个大学的情况。
随着“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项目越来越分散，该项目的教职员工被纳入高校更广泛的结构中，如转入现代语言系，或转入电影研究、政治或社会学等学科，这将会慢慢的难获得准确的数据。
今年，在UCCL调查中确定的44所院校中，有29所院校用学生人数对回应了调查表。与前两年的19所回复相比，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该表包括从2017/18到2020/21四年的数据。直接可比的数据仅限于过去三年每年提供数据的机构。这三年的时期是最短有效跨度，同时通过设置不太高的标准来最大限度地增加合格院校机构的数量。
今年，有15家机构保持定期回复调查：班戈大学、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埃克塞特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兰卡斯特大学、纽卡斯尔大学、诺丁汉大学、伦敦摄政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华威大学和威斯敏斯特大学。
表1和表2是2017/18至2020/21年UCCL调查的最终结果的概览。表1显示了调查的整体结果，表2显示了过去三年中6所高校的回复人数。将两者放在一起，以便随时作比较。各高校的教职工和学生人数可在本报告所附的主要表格中找到。
表2：2018/19年至2020/21年所有年份回复UCCL调查的高校教职员工和学生总数（n=15）
UCCL的调查历来总是统计非全日制学生。该表清楚地显示，本科阶段非全日制学习非常少。研究生中非全日制的学生数量更多，授课型研究生的非全日制学生数量（略有）上升，研究型研究生的非全日制学生数量下降。
这些现象可能反映了授课型研究生学位需要自付费用，直到最近才很少有学生能获得提供给英国学生的贷款。另外可能说明更多的博士生拥有全额资助，也许是因为现在留学生变多，留学生可以或需要全日制学习。相反，也可能是慢慢的变少的学生愿意自费攻读博士课程，尤其是英国学生，不自费的话则更有可能需要工作的同时进行非全日制学习。
到2020年，我们正真看到本科生数量从上一年907人的最低点大幅跃升至1336人，增幅达47%。然而，加上另外10所院校的数据，院校平均数从47.7下降到46.07。在人口统计曲线岁人口数量一直在下降。随着逐步取消录取学生人数的上限，所有学科的本科生人数总体趋势是上升的，但我们在平均数这里没看到任何效果。
尽管大学曾受到本科生招生配额的限制，但自2011年以来，英国高校可以录取更多的学生，通常录取人数达到“上限”，并且申请人的成绩至少要为A。总的来说，包括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语言学位似乎并没有因此受益。
这些本科生人数还表明，自2013年以来，从中文学位到联合荣誉学位的激增（无论是修读语言还是修读如商业、政治学或媒体研究等其他学科）。这种转变似乎发生在现代语言领域以及汉语研究领域。
在过去四年中，获得联合荣誉学位的人数波动很大，但2020年获得联合荣誉学位的人数从2019年的最低点620跃升至1021人，增幅为 65%。
在大多数联合荣誉学位课程中语言的学习与单科荣誉课程相同：在英国学习的前两年，语言学习在120学分中通常占40学分。对于完整的联合荣誉学位，学生将在中国相关领域学习中选择非语言课程，以将他们的学分提高到60分，即每年所需学分的一半。辅修中国研究的话，语言课程为全部学分，40学分。
因此，学生对包括中文研究在内的联合荣誉学位的偏好并不代表研究生语言能力的降低。然而，修读联合荣誉学位确实表明，将中国研究与历史、语言学或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一起学习的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接受了全面的学科培训，这自然也是为什么修读联合荣誉学位对学生来说很有吸引力。
与此同时，许多非语言学位课程允许、鼓励或要求学生在学位修读过程中也学习一些其他学科课程，有时是为了学分，语言课程在这一要求下相当受欢迎。为了拿到学分的学生通常会和一年级修读中国研究的学生一起参加每周不少于四个小时的语言课，而没有学分的课程通常要求不高，像夜校一样，每周大约两个小时。
选择这两种课程的学生通常只能在他们他们修读的项目中使用有限的学习到的语言，因此许多负责汉语教学的老师发现了自己入门班的学生很多，但其中大多数人没有继续学习和使用中文。然而，此现状可能是衡量学生汉语学习最具可比性的标准。
与获得联合荣誉学位人数的明显上升相反，表1显示，与上一年相比，2020年授课型研究生 (PGT) 人数急剧下降 (27%)，即使2020年的数字中包含更多英国高校。其中，纽卡斯尔大学研究生人数的缺失（通常情况下，纽卡斯尔大学授课型研究生人数会超过100）。
尽管如此，即使将纽卡斯尔大学的合理估计数字包括在内，PGT人数仅下降 2.9%，但仍呈下降趋势。这些比较小的变化表明，开设院校的多样性对回复情况有平衡作用。
因此可以说明，格拉斯哥大学在2020/21年没有开设国际关系硕士课程，以及剑桥、谢菲尔德大学和威斯敏斯特大学的PGT数据都远低于2019年，被爱丁堡大学、埃克塞特大学、英国国王学院和华威大学的PGT人数增加所弥补（增加了54名学生，减少了52）。
HESA尚未提供2020年所有学科的PGT课程注册总数，但据说，主要招收英国学生的课程注册人数有所增加。被受访院校归类为中国研究的PGT课程经常招收大量国际学生，因此这些课程人数下降可能是由于新冠疫情导致这些国际学生无法到达英国，或被新移民规则限制，或英国脱欧导致的不明确规则，而无法正常入学。
中国研究似乎因本科学生人数的普遍增加而受益，而PGT情况与本科情况不同，2020年中国研究PGT人数的减少似乎与所有学科领域的PGT录取人数情况相反。
PGT课程通常持续12个月，因此数字可能会不稳定，而修读博士学位需要三年时间，因此每年的数字变化更慢。2019年至2020年间，PGR人数保持稳定，从195人上升到203人。去年的报告假设2019年博士人数的增加（从2018年的153人）可能反映了各院校汇编数据的方式，因为即使进行中国相关研究的博士生在一个学院，像历史或经济学，也相对容易识别出。
如果我们考虑每个院校的PGR数量，我们大家可以在表3中看到，PGR平均人数从10.3下降到7，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这可能表明，总体数字背后存在潜在的向下变化。在新冠疫情和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中，英国学生可能会犹豫要不要攻读博士学位，同样，留学的博士生可能会与留学的PGT学生一样对新冠疫情、英国脱欧和移民制度感到担忧。
至于授课的教职员工，比较每所院校教授所有学位类型的教职员工，以及本科生教职员工与学生的比率（SSR）。如表3所示，教职员工人数似乎波动很大，最新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尽管学生人数较多，但2020年员工数一下子就下降了31%。
2017年至2018年间，员工数的下降速度已经快于学生人数，从131人降至113人。由此变化，SSR从8.15上升到8.96。2019年，员工总数增加了26%，达到153人，由于学生人数只略有增加，SSR下降34%，仅为5.92。到2020年，教职员工人数已增至161.35人，但多统计了另外十所院校，并且教的学生人数增加了20%。
因此，SSR现在高出40%，达到8.28，超过了前一年的下降的数值，给教学人员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有时甚至是过度的压力，特别是新冠疫情引起的额外教学工作。与其他学科一样，工作量的增加是不可持续的。
这种情况可能再次归因于新冠疫情。虽疫情封锁，大学立即开始节省本金；在许多情况下，高校第一个减少成本的途径是不续签临时合同，在某些情况下随之而来的是裁员，有些是自愿的，有些是强制性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举措与学位课程停止招生，以及完全终止语言教学相结合（例如阿斯顿大学）。
尽管其中许多部分合同也是兼职，但语言教学特别适合于部分合同，这些合同可能是永久性的，也可能是滚动续签的。与许多别的类型的教学课程相比，需要对话的课程人数上限也更加严格，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一些裁员的情况。我们还能更加进一步观察到，自2020年3月以来，许多大学都对其学费收入表示担忧，而学费收入现在是英国各高校主要收入来源。
HESA提供了大学阶段在修读中国研究的学生人数，调查学科包括（101164）中国研究，（101165）中文，（101166）中国文学和（101167）中国社会和文化研究。
最新的HESA数据是2019/20年。他们的计算方式是将修读汉语单科荣誉学位的学生计算为1.0，修读联合荣誉学位的学生计算为0.5，辅修的学生计算为0.33。非全日制学生也根据他们在相应年份完成的课程比例计算，通常为0.5。因此，这些数字并不是指个人，而是指修读中国研究的学生在不同项目的估计学生数量中所占比例不同。
由于将中国研究作为联合荣誉学位的一部分或作为辅修科目的学生比例一直上升，HESA数据对实际修读中国研究的学生人数的低估越来越明显。HESA的统计的数据几乎不超过参与中国研究的实际本科生的一半。
此外，如果研究生开展以中国研究相关课题的研究，但其学位头衔不包含上述四个HESA类别中的“Chinese”一词，他们将不会被HESA数据包括在内。对于PGT可能不是什么样的问题，因为翻译或口译硕士课程可能是中国研究相关课题中PGT学生比例最大的课程。
然而，对于PGR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更多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在历史系或社会学系。HESA的数据将不会统计研究中国政治方面并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学生。
出现在UCCL数据表中但未出现在HESA数据中的九所英国高校（伯明翰大学、剑桥大学、知山大学、赫瑞瓦特大学、赫特福德郡大学、朴茨茅斯大学、伦敦摄政大学、南安普顿大学和阿尔斯特大学）。
这九所院校没有HESA数据，一些是因为他们没开设中国研究的学位（知山大学、南安普敦大学、阿尔斯特大学），一些是因为他们只有中文辅修（伯明翰大学、赫特福德郡大学、雷根茨大学），有些是因为他们的学位不符合HESA的学科定义，或者是因为一些高校没有向HESA提供数据（朴茨茅斯大学拥有联合荣誉学位，其中汉语普通话是语言选项之一），还有一些是因为他们的相关课程学生人数过少，不超过2.4人，因此会被舍去。
这些差异对于试图利用数据支持、捍卫、启动或扩大中国研究项目的人来说很重要。尽管UCCL的数据更精细并更具代表性，HESA的数据相对来说是不完整的，而且很难反映出这样的领域的复杂性，但管理团队可能倾向于使用HESA数据。
HESA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由于2019/20年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相关项目的关闭和教职员工的重新分配，诺丁汉大学的人数一下子就下降，导致单科荣誉学位的减少。尽管埃塞克斯大学招收大量翻译研究学生，数据却显示该校没有修读中国研究相关项目的学生。
在班戈大学、加的夫大学、德蒙福特大学、杜伦大学、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赫尔大学、英国国王学院、兰卡斯特大学、利物浦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曼彻斯特都会大学、纽卡斯尔大学、诺丁汉大学、特伦特大学、圣大卫三一学院和威斯敏斯特大学（15所院校）三年的HESA数据中，数据一直稳定或上升，但数据在布里斯托大学、切斯特大学、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基尔大学、利兹大学、牛津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和斯旺西大学可能会下降。
数据稳定或上升的项目仅包括一贯专注于培养单科荣誉学位的六个最古老的项目之一（杜伦大学），而数量下降的项目则包括大多数招生人数较大的中国研究项目（爱丁堡、利兹、牛津、谢菲尔德、SOAS）。
就整个领域而言，HESA数据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为所有英国高校提供了可靠的记录，比UCCL的数据更具有持续性。免费的HESA数据提供了包括国际学生在内的学生数量全国总计，我们将考量这些总体数据。
表5使用了免费提供的HESA数据，显示了2014/15年至2019/20年各学年中国研究学位的注册学生总数。
根据这一些数据，至少自2015年以来，中国研究的入学率总体上一直在下降。如果我们将本报告先前版本中2012/13年和2013/14年记录的总数包括在内，下降趋势将会变得更明显。
在下图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学生人数下降了25%，从2012年的1535人下降到2019/20年的1150人。英国、欧盟和非英国/欧盟学生也出现了类似的下降，尽管2016/17年英国和欧盟学生人数略有上升。从2016/17年的峰值到2019/20年，英国学生的降幅为15%；欧盟学生占11%，非英国/欧盟学生占35%。
然而，如前所述，HESA数据并不能反映实际的学生人数。上面提到过，造成这一下降的一个可能因素是学生从单科荣誉学位转到联合荣誉学位。由于HESA在中国相关研究项目中仅将修读联合荣誉学位的学生记为50%，因此在2018年至2020年UCCL数据中能够正常的看到，向联合荣誉学位的转变将远大于并补上HESA数据中显示的同比下降。
表6中的数据证实了2019年中国研究本科生总体呈下降趋势，2017和2018年下降幅度一直在加速，2017年下降幅度超过6%，2018年下降幅度接近9%，而2016年的下降幅度为2%。
英国的数据波动最为剧烈，2015年和2016年的增长率分别为6%和4%，随后的下降率分别为5%和9%，抵消了2015年和2016年的增长。欧盟的数据变化最慢，每年都保持不变是最好的，欧盟的数据通常都在下降。非英国/欧盟国家的数字每年下降超过两位数，2016年下降幅度最大（31%），这一年英国的数据略有上升。
除了由于向联合荣誉学位的转变导致的下降之外，部分非英国学生人数的大幅下降可能受到国际学生学费的影响，以及对国际学生不友好的环境的影响，即使留学生是为了学习而申请短暂停留也会受到影响。
研究生不太可能修读联合荣誉学位，因此也不太可能受到HESA方法的影响而减少。表7中显示了PGT数据比本科生更稳定，年度波动是因为大多数PGT课程只有12个月的时间。该模式与UCCL提供的模式相似，从2017年到2018年，可比的年份都略有下降。
令人鼓舞的是，这一数据表明，中国研究在多而竞争激烈的PGT项目中大体上保持了其地位。我们注意到，所有受访院校的PGT总数量持续上升，在某些高校急剧上升，但是对于本科生来说，中国研究似乎没有从学生人数增长中获得相应好处。
有可能是因为，研究生可能会在进行中国相关研究时存在语言障碍（尚未获得足以进行研究生学习的汉语技能）。如前所述，显然，越来越多授课型研究生生正在学习和研究与中国相关的项目，但由于项目名称中没有提及中国两字，他们并未被统计在内。
正如本报告其他部分所述，中国研究人数总体上没有增加的主要是因为，进行中国研究的学生被转入其它院系项目，而不是对中国相关的研究或汉语学习的兴趣降低。
HESA博士项目数量的变化趋势与UCCL研究型研究生的数据非常吻合。博士项目不受HESA联合荣誉学位或非全日制学生统计的影响，因为基本不存在联合荣誉博士学。
然而，由于这些数字显然很小，它们既受到HESA四舍五入算法的影响，也受到对百分比变化计算不成比例的影响。考虑到所有因素，我们能够正常的看到，自2014年至2015年下降50%以来，博士生人数基本保持稳定。
英国高校孔子学院（CI）的发展一直是中国研究领域和媒体讨论、关注和时不时争议的话题。去年的报告还首次评估了孔子学院对英国高校中国研究相关项目招生的影响。
在今年UCCL调查的44家机构中，23家一直与孔子学院相关联。今年UCCL收集表中的14名受访院校设有孔子学院。2020年，拥有孔子学院的英国高校中文课程平均学生人数为141.9人，而没有孔子学院的英国高校中文课程平均学生人数为89.6人，相差37%。
这些数字是相差巨大的，但值得进行分类。拥有孔子学院的院校在本科生数量上保持着领先地位，2020年保持稳定在超过60%以上的本科生数量，但全日制单科荣誉学位的差距从2019年的50%和2018年的86%下降到39%。2018年至2020年间，联合荣誉学位的学生人数优势从62%稳步上升至71%。
前几年拥有孔子学院的院校的授课型研究生（PGT）也明显更多，但在2020年，有孔子学院院校的授课型研究生一下子就下降，仅占无孔子学院院校授课型研究生的一半（92，而不是136）。
直到2019年，设有孔子学院的院校才开始在研究型研究生学生方面显示出优势，从研究型研究生（PGR）人数比无孔子学院院校少17%转变为多27%。但与PGT一样，到2020年，设有孔子学院院校的PGR人数下降到无孔子学院院校的三分之二。研究生数量的变化最大有可能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相比于来英国，国际研究生可能会选择中国或其他疫情控制更好的国家的院校。
教职员工配备方面的优势也会降低。到2019/20年，孔子学院的教职员工数量增加了约50%，到2020/21年，这一增长率下降到了6%，这无疑是因为孔子学院可能更倾向于签订临时合同，而许多高校由于新冠疫情没有续签合同，而且从中国借调的教职员工无法来到英国。
在英中国籍学生人数来自HESA的公开统计数据，目前可用的最新数据是2019/20年的数据。
在英国学习的中国籍学生人数继续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自2006年（HESA数据中最早的一年）以来，英国高校的中国学生人数增加了四倍多，HESA官网指出，“自2012/13年以来，每年中国学生的入学人数超过所有欧盟国家的入学人数”。2017/18年在英国学习的76825名中国公民人数比2016/17年的66705人增加了15%。2017/18年的增长是自2008年至2012年间发生的大规模增长（2009/10 年度同比增长28%）以来最大的单年同比增长（无论是实际增长还是百分比增长）。
这样的大幅度增长与全球金融危机有关，金融危机使中国学生在英国学习的成本更低。根据最新的HESA数据集，2019/20年的增长率高达20%。此外，正是在这一年，新入学人数（低于实际学生人数）首次超过10万，使中国成为第一个同时在英注册最多大一学生的国家。由于这一些数据是2019/20年的，因此它们不是受疫情影响。
图2 按定居地划分的非英国籍一年级学生， 2006/07到2019/20学年
在这里，我们正真看到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情况持续稳定，但我们该关切印度的数据，与中国的数据一样，在2008-2011年金融危机后，印度的数据也大幅度上升。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这一些数据从2011年起再次下降，在2015/16年达到最低点。
自2017年以来，慢慢的变多的印度学生开始来英国读书，2019/20年的增长率比前一年高出128%。由于印度学生总数仍为41815人，印度在英国高校环境中的地位与中国相比还有一段距离，但增长率显然需要我们来关注。这一点将在明年的更新中进一步探讨。
总体而言，中国学生目前占英国高校一年级非英国籍学生的48%，这一比例比上一年增长了不到1%。在一些英国高校中，这一比例更高，比如在谢菲尔德大学，54%的一年级非英国学生来自中国，在利物浦大学，66%的非英国籍学生来自中国。研究型大学中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课程是：商业研究（33%）、工程与技术（17%）、社会研究（10%）、数学（6%）和建筑（5%）。
2019年中国留学生总数为703500人（包括2019-20学年的一部分），比上一年增长6.3%，自2017/18年以来增长了8.8%。截至2019年底，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在所有中国留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4%，与2018年底相比增长了2%。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政府重启留学生从英国高校毕业后可申请两年工作签证的决定。自2019年9月起，学生可在完成学位课程后开始申请此类签证。2018年，超过78%的中国留学生在完成学位后回国，比前一年增加了8%，但由于出国留学人数略有增加（8.8%），回国人数出现了净下降，因此此类签证可能会激励一些学生选择来英国学习。
英国应对疫情的手段在中国看来是灾难性的。中国家长和学生自己，在目睹这一切的过程中，可能会重新考虑是不是来英国读书。唯一可能对英国有利的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对该病毒的处理更为糟糕，包括禁止中国人入境，因此英国院校吸引了一些本来会前往美国读书的学生。
一些大学本科有开设与中国相关的项目，然而研究生阶段没有中国研究相关项目（如加的夫大学、中央兰开夏大学、切斯特大学、德蒙福特大学、兰卡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大学和华威大学）。更不同寻常的是，一些学校只开设此类研究生课程，包括格拉斯哥大学和伦敦国王学院。
2020年8月通过UCAS目录对2020年开设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进行了调查，并与 2021 年8月的为了2021年入学进行的类似调查进行了比较，包括了所有课程，而不单单是在Clearing中。各院校将课程设置汇总到一个表格中，使用搜索词“China”和“Chinese”能够找到相关课程。
2020年8月，41所英国院校开始提供该年开始招生的学位，该学位通常包括需要学分修读的汉语模块和其他一些中国文化模块；在这些院校中，只有9所将开设汉语作为单科荣誉学位，比去年减少了4所。
到2021年8月为止，九个新院校（伯明翰大学、卡迪夫城市大学、考文垂大学、Northern College ofAcupuncture、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雷丁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思克莱德大学和萨里大学）在同一年增加了与中国有关的课程，而赫特福德大学、赫尔大学、诺丁汉大学、特伦特大学和伦敦摄政大学要么停止招收此类项目的学生，要么停止2021年的招生。埃克塞特大学、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斯旺西大学似乎已经关闭了此类本科课程，但保留了此类研究生课程。
许多院校已经对其开设的课程进行了重大修改，取消了许多课程，并增加了新的课程，特别是班戈大学、切斯特大学、兰卡斯特大学、利物浦大学和SOAS。其他院校则暂时或永久地减少了2021-2022年的招生计划，例如中央兰开夏大学、切斯特大学、曼彻斯特都会大学和华威大学。
2021年入学中国研究最常开设的课程仍是中文和另一门学科的联合学位课程。修读热门课程的同时修读其他语言、政治和商业管理。因为大学响应学生想要结合汉语学习和其他学科学习的需求，中国研究在HESA统计数据中的代表性仍将不足。
围绕中国研究的研究生课程同样表明了将汉语技能与专业或学科培训相结合的趋势。根据UCAS网站，目前有21所院校为2021年入学开设89门中国研究课程。这中间还包括31个重点不同的笔译/口译学位，如会议口译，或与专业实践或创业等学科相结合。
尽管课程数量似乎有所增加，但这些课程仅集中在12所院校，少于2013年调查记录的16所。这些课程在英国的中国学生中特别受欢迎，因此可能会受到需要国际学生学费的管理人员的青睐。在这些课程中很难招收到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相反，慢慢的变多的课程旨在将汉语作为一种第二语言进行教学，如阿伯丁大学、爱丁堡大学、利兹大学、诺丁汉大学和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的课程，以及思克莱德大学包括汉语的PGDE。
其他可结合修读的学科还包括法律、政治和国际关系、商业、当代艺术、生物医学和中医学。与本科课程相比，研究生开设中国研究项目较多，但传统汉学现在还是少数。
关于研究生开设中国研究课程的多样性，目前未列入UCCL表格的两个学位授予院校机构是苏富比拍卖行和佳士得拍卖行。这些机构提供中国艺术研究生资格，以适应那些对这一艺术领域有兴趣的人。
我们注意到慢慢的变多的院校机构受益于与中国合作伙伴的联系，在中国开设暑期学校或海外课程，作为其研究生学位的一部分。双学位在中国教育市场颇受青睐，即学生可以同时从英国高校和中国大学获得同一课程资格。例如，伦敦政治学院为英国学生提供一系列与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合作的研究生双学位课程。
为了解在英国开展的与中国相关的研究活动，本报告提供了一份利用互联网搜索编制的专注于中国（研究）的部门和研究中心列表。该列表不是全面的，但该列表提供了英国高校博士及以上程度围绕中国研究的重点。能够准确的看出，与中国相关的研究正在英国的商业和管理、当代区域研究、翻译和语言教学、社会科学等领域开展，而在健康、艺术、考古学、宗教和媒体等领域开展的较少。
● 伯明翰城市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和伯明翰城市大学——中国视觉艺术中心（Centre for Chinese Visual Art）
● 格拉斯哥大学、赫瑞瓦特大学、爱丁堡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邓迪大学——苏格兰中国研究中心（Scottish Centre for ChinaResearch）
学生对中国研究的兴趣仍然相当浓厚，即使考虑到今年本科生和授课型研究生的数据由于新冠疫情、英国脱欧以及英国对移民不友好的政策环境出现了偏差。可能出于经济原因，一些院校机构已不再开设中国研究相关项目，但其他一些院校机构已经看到了机会。
总的来说，院校机构的数量略有下降，但课程的数量增加并且更具多样性。目前尚不可能统计所有修读中国相关研究的学生，但很明显，修读人数正在上升。相比之下，教职员工人数下降，而工作量却在上升，这就引发了对可持续性的担忧。
关于IPP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由华南理工大学校友莫道明先生捐资创建。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
时间: 2024-01-26 23:44:50 | 作者: 建筑桥梁照明
这是一份最新版本的报告，最初版本由伦敦高校中国委员会（ UCCL ）委托编写，由英国汉学协会（ BACS ）所有并于每年进行更新。要准确了解关于中国的研究情况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而且越来越难。本报告通过对在英国读书的学生人数、院校机构、研究活动和中国留学生的调查，概述了中国相关研究的现状。
● 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英国高校中国研究相关课程的学生人数年年在下降，来自15所大学的不完整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在过去三年中，英国高校修读中国研究相关课程的学生总数下降了13%。2019/20年HESA数据的下降可以解释为该年里有学生继续转修联合学位。
● 与2019/20年相比，每所院校的平均学生总数显而易见地下降了21%，而15所受访院校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0/21年的学生总数仅小幅下降——下降幅度低于2%。对于本科生来说，所有提交的统计平均数就没有变化，因此总体下降反映了授课型研究生（PGT）人数的减少，即使考虑到一所大学此前上报了大量的学生人数但今年缺少数据的情况。
● 从UCCL调查数据分析来看，过去两年英国高校中国研究相关课程的的学生人数有所上升。UCCL数据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另外10所高校提交了本科生2020-2021年的数据，使本科生数据大幅增长。
● 获得单科荣誉学位的中国学生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10%，但获得联合荣誉学位的人数（包括中国学生）增加了65%。联合荣誉学位的总体增长似乎反映了项目的增加和开设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相关课程的大学的增加，因为大多数新课程都是联合学位。这佐证了过去几年观察到的方向，所有学语言（包括汉语）的学生似乎都发现联合学位项目比单科荣誉项目更有吸引力。
● 授课型研究生（PGT）数量会降低，但由于一所每年通常有100多名授课型研究生的大学的数据未被统计。考虑到这一些因素，造成3%下降的原因可能是新冠疫情（国际学生不愿支付额外费用在家上课）、英国脱欧（对于欧盟国家学生来说）和对移民的“敌对环境”的影响。
● 研究型研究生（PGR）人数变化较慢，我们应该观察2020年人数的小规模下降是否会在未来几年持续下去。
● 教职员工人数一下子就下降，根本原因是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预算削减，使教职工与学生的比例下降了40%。加上持续不断的增加的工作量，引发了人们对教职员工编制是否稳定的担忧。
● 与没有孔子学院（CI）的院校相比，拥有孔子学院的院校在所有项目中的本科生多了约60%，但其在PGT和PGR数量上的优势在2020年显而易见地下降，其PGT和PGR学生数量仅为没有孔子学院的英国高校的一半。孔子学院的员工数也仅比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多6%，远不如前几年多50%的情况。
● 选择在英国高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人数持续增长，首次同时注册的学生超过10万人。中国学生目前占英国高校非英国籍一年级学生的48%。然而，来自印度的学生人数增长率更快，中国和印度的学生数量将在未来的更新中持续关注。
● 越来越多的的英国高校面向本科或研究生开设与中国研究相关的项目，目前有44所英国高校参加了UCCL年度调查，这44所高校开设的课程种类繁多。
● 由于疫情引发的资金问题，一些大学已结束了汉语教学，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停止了对所有语言的教学。
● 需要牢记的因素包括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英国脱欧、政府阻止移民、中西方关系、中国经济以及英国政府对包括语言在内的人文学科的不友善。
目前，英国高校“中国研究”课程的学生人数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中一组数据从UCCL的年度调查中获得。另一组数据是从HESA购买的定制数据集。综合两组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构建英国高校中国研究的学生人数图，但两者都有明显的缺陷，所以准确评估真实的学生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
作为年度报告的一部分，UCCL每年对英国高校中参与汉语学习课程的教职工和学生人数做出详细的调查。每所大学记录的数据包括员工数；修读单科荣誉学位和联合荣誉学位的本科生（UG），授课型研究生（PGT）；研究型研究生（PGR），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
“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在这里被理解为一个学位课程，包括汉语（普通话）学习和一些研究与中国相关的学习内容，如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政治等方面。“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这一术语也适用于同时修读汉语与其他语言项目的学生。
虽然要明确“中国研究”不仅仅是学习汉语普通话，但上述定义使得英国高校难以提供准确完整的数据，因为该定义涵盖的教职员工和学生通常分布在英国高校的不同院系。也许正因如此，很大一部分英国院校机构要么不填表格，要么注明他们表格的数据可能不能准确反映每个院的情况或整个大学的情况。
随着“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项目越来越分散，该项目的教职员工被纳入高校更广泛的结构中，如转入现代语言系，或转入电影研究、政治或社会学等学科，这将会慢慢的难获得准确的数据。
今年，在UCCL调查中确定的44所院校中，有29所院校用学生人数对回应了调查表。与前两年的19所回复相比，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该表包括从2017/18到2020/21四年的数据。直接可比的数据仅限于过去三年每年提供数据的机构。这三年的时期是最短有效跨度，同时通过设置不太高的标准来最大限度地增加合格院校机构的数量。
今年，有15家机构保持定期回复调查：班戈大学、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埃克塞特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兰卡斯特大学、纽卡斯尔大学、诺丁汉大学、伦敦摄政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华威大学和威斯敏斯特大学。
表1和表2是2017/18至2020/21年UCCL调查的最终结果的概览。表1显示了调查的整体结果，表2显示了过去三年中6所高校的回复人数。将两者放在一起，以便随时作比较。各高校的教职工和学生人数可在本报告所附的主要表格中找到。
表2：2018/19年至2020/21年所有年份回复UCCL调查的高校教职员工和学生总数（n=15）
UCCL的调查历来总是统计非全日制学生。该表清楚地显示，本科阶段非全日制学习非常少。研究生中非全日制的学生数量更多，授课型研究生的非全日制学生数量（略有）上升，研究型研究生的非全日制学生数量下降。
这些现象可能反映了授课型研究生学位需要自付费用，直到最近才很少有学生能获得提供给英国学生的贷款。另外可能说明更多的博士生拥有全额资助，也许是因为现在留学生变多，留学生可以或需要全日制学习。相反，也可能是慢慢的变少的学生愿意自费攻读博士课程，尤其是英国学生，不自费的话则更有可能需要工作的同时进行非全日制学习。
到2020年，我们正真看到本科生数量从上一年907人的最低点大幅跃升至1336人，增幅达47%。然而，加上另外10所院校的数据，院校平均数从47.7下降到46.07。在人口统计曲线岁人口数量一直在下降。随着逐步取消录取学生人数的上限，所有学科的本科生人数总体趋势是上升的，但我们在平均数这里没看到任何效果。
尽管大学曾受到本科生招生配额的限制，但自2011年以来，英国高校可以录取更多的学生，通常录取人数达到“上限”，并且申请人的成绩至少要为A。总的来说，包括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语言学位似乎并没有因此受益。
这些本科生人数还表明，自2013年以来，从中文学位到联合荣誉学位的激增（无论是修读语言还是修读如商业、政治学或媒体研究等其他学科）。这种转变似乎发生在现代语言领域以及汉语研究领域。
在过去四年中，获得联合荣誉学位的人数波动很大，但2020年获得联合荣誉学位的人数从2019年的最低点620跃升至1021人，增幅为 65%。
在大多数联合荣誉学位课程中语言的学习与单科荣誉课程相同：在英国学习的前两年，语言学习在120学分中通常占40学分。对于完整的联合荣誉学位，学生将在中国相关领域学习中选择非语言课程，以将他们的学分提高到60分，即每年所需学分的一半。辅修中国研究的话，语言课程为全部学分，40学分。
因此，学生对包括中文研究在内的联合荣誉学位的偏好并不代表研究生语言能力的降低。然而，修读联合荣誉学位确实表明，将中国研究与历史、语言学或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一起学习的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接受了全面的学科培训，这自然也是为什么修读联合荣誉学位对学生来说很有吸引力。
与此同时，许多非语言学位课程允许、鼓励或要求学生在学位修读过程中也学习一些其他学科课程，有时是为了学分，语言课程在这一要求下相当受欢迎。为了拿到学分的学生通常会和一年级修读中国研究的学生一起参加每周不少于四个小时的语言课，而没有学分的课程通常要求不高，像夜校一样，每周大约两个小时。
选择这两种课程的学生通常只能在他们他们修读的项目中使用有限的学习到的语言，因此许多负责汉语教学的老师发现了自己入门班的学生很多，但其中大多数人没有继续学习和使用中文。然而，此现状可能是衡量学生汉语学习最具可比性的标准。
与获得联合荣誉学位人数的明显上升相反，表1显示，与上一年相比，2020年授课型研究生 (PGT) 人数急剧下降 (27%)，即使2020年的数字中包含更多英国高校。其中，纽卡斯尔大学研究生人数的缺失（通常情况下，纽卡斯尔大学授课型研究生人数会超过100）。
尽管如此，即使将纽卡斯尔大学的合理估计数字包括在内，PGT人数仅下降 2.9%，但仍呈下降趋势。这些比较小的变化表明，开设院校的多样性对回复情况有平衡作用。
因此可以说明，格拉斯哥大学在2020/21年没有开设国际关系硕士课程，以及剑桥、谢菲尔德大学和威斯敏斯特大学的PGT数据都远低于2019年，被爱丁堡大学、埃克塞特大学、英国国王学院和华威大学的PGT人数增加所弥补（增加了54名学生，减少了52）。
HESA尚未提供2020年所有学科的PGT课程注册总数，但据说，主要招收英国学生的课程注册人数有所增加。被受访院校归类为中国研究的PGT课程经常招收大量国际学生，因此这些课程人数下降可能是由于新冠疫情导致这些国际学生无法到达英国，或被新移民规则限制，或英国脱欧导致的不明确规则，而无法正常入学。
中国研究似乎因本科学生人数的普遍增加而受益，而PGT情况与本科情况不同，2020年中国研究PGT人数的减少似乎与所有学科领域的PGT录取人数情况相反。
PGT课程通常持续12个月，因此数字可能会不稳定，而修读博士学位需要三年时间，因此每年的数字变化更慢。2019年至2020年间，PGR人数保持稳定，从195人上升到203人。去年的报告假设2019年博士人数的增加（从2018年的153人）可能反映了各院校汇编数据的方式，因为即使进行中国相关研究的博士生在一个学院，像历史或经济学，也相对容易识别出。
如果我们考虑每个院校的PGR数量，我们大家可以在表3中看到，PGR平均人数从10.3下降到7，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这可能表明，总体数字背后存在潜在的向下变化。在新冠疫情和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中，英国学生可能会犹豫要不要攻读博士学位，同样，留学的博士生可能会与留学的PGT学生一样对新冠疫情、英国脱欧和移民制度感到担忧。
至于授课的教职员工，比较每所院校教授所有学位类型的教职员工，以及本科生教职员工与学生的比率（SSR）。如表3所示，教职员工人数似乎波动很大，最新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尽管学生人数较多，但2020年员工数一下子就下降了31%。
2017年至2018年间，员工数的下降速度已经快于学生人数，从131人降至113人。由此变化，SSR从8.15上升到8.96。2019年，员工总数增加了26%，达到153人，由于学生人数只略有增加，SSR下降34%，仅为5.92。到2020年，教职员工人数已增至161.35人，但多统计了另外十所院校，并且教的学生人数增加了20%。
因此，SSR现在高出40%，达到8.28，超过了前一年的下降的数值，给教学人员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有时甚至是过度的压力，特别是新冠疫情引起的额外教学工作。与其他学科一样，工作量的增加是不可持续的。
这种情况可能再次归因于新冠疫情。虽疫情封锁，大学立即开始节省本金；在许多情况下，高校第一个减少成本的途径是不续签临时合同，在某些情况下随之而来的是裁员，有些是自愿的，有些是强制性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举措与学位课程停止招生，以及完全终止语言教学相结合（例如阿斯顿大学）。
尽管其中许多部分合同也是兼职，但语言教学特别适合于部分合同，这些合同可能是永久性的，也可能是滚动续签的。与许多别的类型的教学课程相比，需要对话的课程人数上限也更加严格，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一些裁员的情况。我们还能更加进一步观察到，自2020年3月以来，许多大学都对其学费收入表示担忧，而学费收入现在是英国各高校主要收入来源。
HESA提供了大学阶段在修读中国研究的学生人数，调查学科包括（101164）中国研究，（101165）中文，（101166）中国文学和（101167）中国社会和文化研究。
最新的HESA数据是2019/20年。他们的计算方式是将修读汉语单科荣誉学位的学生计算为1.0，修读联合荣誉学位的学生计算为0.5，辅修的学生计算为0.33。非全日制学生也根据他们在相应年份完成的课程比例计算，通常为0.5。因此，这些数字并不是指个人，而是指修读中国研究的学生在不同项目的估计学生数量中所占比例不同。
由于将中国研究作为联合荣誉学位的一部分或作为辅修科目的学生比例一直上升，HESA数据对实际修读中国研究的学生人数的低估越来越明显。HESA的统计的数据几乎不超过参与中国研究的实际本科生的一半。
此外，如果研究生开展以中国研究相关课题的研究，但其学位头衔不包含上述四个HESA类别中的“Chinese”一词，他们将不会被HESA数据包括在内。对于PGT可能不是什么样的问题，因为翻译或口译硕士课程可能是中国研究相关课题中PGT学生比例最大的课程。
然而，对于PGR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更多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在历史系或社会学系。HESA的数据将不会统计研究中国政治方面并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学生。
出现在UCCL数据表中但未出现在HESA数据中的九所英国高校（伯明翰大学、剑桥大学、知山大学、赫瑞瓦特大学、赫特福德郡大学、朴茨茅斯大学、伦敦摄政大学、南安普顿大学和阿尔斯特大学）。
这九所院校没有HESA数据，一些是因为他们没开设中国研究的学位（知山大学、南安普敦大学、阿尔斯特大学），一些是因为他们只有中文辅修（伯明翰大学、赫特福德郡大学、雷根茨大学），有些是因为他们的学位不符合HESA的学科定义，或者是因为一些高校没有向HESA提供数据（朴茨茅斯大学拥有联合荣誉学位，其中汉语普通话是语言选项之一），还有一些是因为他们的相关课程学生人数过少，不超过2.4人，因此会被舍去。
这些差异对于试图利用数据支持、捍卫、启动或扩大中国研究项目的人来说很重要。尽管UCCL的数据更精细并更具代表性，HESA的数据相对来说是不完整的，而且很难反映出这样的领域的复杂性，但管理团队可能倾向于使用HESA数据。
HESA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由于2019/20年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相关项目的关闭和教职员工的重新分配，诺丁汉大学的人数一下子就下降，导致单科荣誉学位的减少。尽管埃塞克斯大学招收大量翻译研究学生，数据却显示该校没有修读中国研究相关项目的学生。
在班戈大学、加的夫大学、德蒙福特大学、杜伦大学、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赫尔大学、英国国王学院、兰卡斯特大学、利物浦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曼彻斯特都会大学、纽卡斯尔大学、诺丁汉大学、特伦特大学、圣大卫三一学院和威斯敏斯特大学（15所院校）三年的HESA数据中，数据一直稳定或上升，但数据在布里斯托大学、切斯特大学、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基尔大学、利兹大学、牛津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和斯旺西大学可能会下降。
数据稳定或上升的项目仅包括一贯专注于培养单科荣誉学位的六个最古老的项目之一（杜伦大学），而数量下降的项目则包括大多数招生人数较大的中国研究项目（爱丁堡、利兹、牛津、谢菲尔德、SOAS）。
就整个领域而言，HESA数据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为所有英国高校提供了可靠的记录，比UCCL的数据更具有持续性。免费的HESA数据提供了包括国际学生在内的学生数量全国总计，我们将考量这些总体数据。
表5使用了免费提供的HESA数据，显示了2014/15年至2019/20年各学年中国研究学位的注册学生总数。
根据这一些数据，至少自2015年以来，中国研究的入学率总体上一直在下降。如果我们将本报告先前版本中2012/13年和2013/14年记录的总数包括在内，下降趋势将会变得更明显。
在下图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学生人数下降了25%，从2012年的1535人下降到2019/20年的1150人。英国、欧盟和非英国/欧盟学生也出现了类似的下降，尽管2016/17年英国和欧盟学生人数略有上升。从2016/17年的峰值到2019/20年，英国学生的降幅为15%；欧盟学生占11%，非英国/欧盟学生占35%。
然而，如前所述，HESA数据并不能反映实际的学生人数。上面提到过，造成这一下降的一个可能因素是学生从单科荣誉学位转到联合荣誉学位。由于HESA在中国相关研究项目中仅将修读联合荣誉学位的学生记为50%，因此在2018年至2020年UCCL数据中能够正常的看到，向联合荣誉学位的转变将远大于并补上HESA数据中显示的同比下降。
表6中的数据证实了2019年中国研究本科生总体呈下降趋势，2017和2018年下降幅度一直在加速，2017年下降幅度超过6%，2018年下降幅度接近9%，而2016年的下降幅度为2%。
英国的数据波动最为剧烈，2015年和2016年的增长率分别为6%和4%，随后的下降率分别为5%和9%，抵消了2015年和2016年的增长。欧盟的数据变化最慢，每年都保持不变是最好的，欧盟的数据通常都在下降。非英国/欧盟国家的数字每年下降超过两位数，2016年下降幅度最大（31%），这一年英国的数据略有上升。
除了由于向联合荣誉学位的转变导致的下降之外，部分非英国学生人数的大幅下降可能受到国际学生学费的影响，以及对国际学生不友好的环境的影响，即使留学生是为了学习而申请短暂停留也会受到影响。
研究生不太可能修读联合荣誉学位，因此也不太可能受到HESA方法的影响而减少。表7中显示了PGT数据比本科生更稳定，年度波动是因为大多数PGT课程只有12个月的时间。该模式与UCCL提供的模式相似，从2017年到2018年，可比的年份都略有下降。
令人鼓舞的是，这一数据表明，中国研究在多而竞争激烈的PGT项目中大体上保持了其地位。我们注意到，所有受访院校的PGT总数量持续上升，在某些高校急剧上升，但是对于本科生来说，中国研究似乎没有从学生人数增长中获得相应好处。
有可能是因为，研究生可能会在进行中国相关研究时存在语言障碍（尚未获得足以进行研究生学习的汉语技能）。如前所述，显然，越来越多授课型研究生生正在学习和研究与中国相关的项目，但由于项目名称中没有提及中国两字，他们并未被统计在内。
正如本报告其他部分所述，中国研究人数总体上没有增加的主要是因为，进行中国研究的学生被转入其它院系项目，而不是对中国相关的研究或汉语学习的兴趣降低。
HESA博士项目数量的变化趋势与UCCL研究型研究生的数据非常吻合。博士项目不受HESA联合荣誉学位或非全日制学生统计的影响，因为基本不存在联合荣誉博士学。
然而，由于这些数字显然很小，它们既受到HESA四舍五入算法的影响，也受到对百分比变化计算不成比例的影响。考虑到所有因素，我们能够正常的看到，自2014年至2015年下降50%以来，博士生人数基本保持稳定。
英国高校孔子学院（CI）的发展一直是中国研究领域和媒体讨论、关注和时不时争议的话题。去年的报告还首次评估了孔子学院对英国高校中国研究相关项目招生的影响。
在今年UCCL调查的44家机构中，23家一直与孔子学院相关联。今年UCCL收集表中的14名受访院校设有孔子学院。2020年，拥有孔子学院的英国高校中文课程平均学生人数为141.9人，而没有孔子学院的英国高校中文课程平均学生人数为89.6人，相差37%。
这些数字是相差巨大的，但值得进行分类。拥有孔子学院的院校在本科生数量上保持着领先地位，2020年保持稳定在超过60%以上的本科生数量，但全日制单科荣誉学位的差距从2019年的50%和2018年的86%下降到39%。2018年至2020年间，联合荣誉学位的学生人数优势从62%稳步上升至71%。
前几年拥有孔子学院的院校的授课型研究生（PGT）也明显更多，但在2020年，有孔子学院院校的授课型研究生一下子就下降，仅占无孔子学院院校授课型研究生的一半（92，而不是136）。
直到2019年，设有孔子学院的院校才开始在研究型研究生学生方面显示出优势，从研究型研究生（PGR）人数比无孔子学院院校少17%转变为多27%。但与PGT一样，到2020年，设有孔子学院院校的PGR人数下降到无孔子学院院校的三分之二。研究生数量的变化最大有可能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相比于来英国，国际研究生可能会选择中国或其他疫情控制更好的国家的院校。
教职员工配备方面的优势也会降低。到2019/20年，孔子学院的教职员工数量增加了约50%，到2020/21年，这一增长率下降到了6%，这无疑是因为孔子学院可能更倾向于签订临时合同，而许多高校由于新冠疫情没有续签合同，而且从中国借调的教职员工无法来到英国。
在英中国籍学生人数来自HESA的公开统计数据，目前可用的最新数据是2019/20年的数据。
在英国学习的中国籍学生人数继续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自2006年（HESA数据中最早的一年）以来，英国高校的中国学生人数增加了四倍多，HESA官网指出，“自2012/13年以来，每年中国学生的入学人数超过所有欧盟国家的入学人数”。2017/18年在英国学习的76825名中国公民人数比2016/17年的66705人增加了15%。2017/18年的增长是自2008年至2012年间发生的大规模增长（2009/10 年度同比增长28%）以来最大的单年同比增长（无论是实际增长还是百分比增长）。
这样的大幅度增长与全球金融危机有关，金融危机使中国学生在英国学习的成本更低。根据最新的HESA数据集，2019/20年的增长率高达20%。此外，正是在这一年，新入学人数（低于实际学生人数）首次超过10万，使中国成为第一个同时在英注册最多大一学生的国家。由于这一些数据是2019/20年的，因此它们不是受疫情影响。
图2 按定居地划分的非英国籍一年级学生， 2006/07到2019/20学年
在这里，我们正真看到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情况持续稳定，但我们该关切印度的数据，与中国的数据一样，在2008-2011年金融危机后，印度的数据也大幅度上升。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这一些数据从2011年起再次下降，在2015/16年达到最低点。
自2017年以来，慢慢的变多的印度学生开始来英国读书，2019/20年的增长率比前一年高出128%。由于印度学生总数仍为41815人，印度在英国高校环境中的地位与中国相比还有一段距离，但增长率显然需要我们来关注。这一点将在明年的更新中进一步探讨。
总体而言，中国学生目前占英国高校一年级非英国籍学生的48%，这一比例比上一年增长了不到1%。在一些英国高校中，这一比例更高，比如在谢菲尔德大学，54%的一年级非英国学生来自中国，在利物浦大学，66%的非英国籍学生来自中国。研究型大学中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课程是：商业研究（33%）、工程与技术（17%）、社会研究（10%）、数学（6%）和建筑（5%）。
2019年中国留学生总数为703500人（包括2019-20学年的一部分），比上一年增长6.3%，自2017/18年以来增长了8.8%。截至2019年底，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在所有中国留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4%，与2018年底相比增长了2%。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政府重启留学生从英国高校毕业后可申请两年工作签证的决定。自2019年9月起，学生可在完成学位课程后开始申请此类签证。2018年，超过78%的中国留学生在完成学位后回国，比前一年增加了8%，但由于出国留学人数略有增加（8.8%），回国人数出现了净下降，因此此类签证可能会激励一些学生选择来英国学习。
英国应对疫情的手段在中国看来是灾难性的。中国家长和学生自己，在目睹这一切的过程中，可能会重新考虑是不是来英国读书。唯一可能对英国有利的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对该病毒的处理更为糟糕，包括禁止中国人入境，因此英国院校吸引了一些本来会前往美国读书的学生。
一些大学本科有开设与中国相关的项目，然而研究生阶段没有中国研究相关项目（如加的夫大学、中央兰开夏大学、切斯特大学、德蒙福特大学、兰卡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大学和华威大学）。更不同寻常的是，一些学校只开设此类研究生课程，包括格拉斯哥大学和伦敦国王学院。
2020年8月通过UCAS目录对2020年开设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进行了调查，并与 2021 年8月的为了2021年入学进行的类似调查进行了比较，包括了所有课程，而不单单是在Clearing中。各院校将课程设置汇总到一个表格中，使用搜索词“China”和“Chinese”能够找到相关课程。
2020年8月，41所英国院校开始提供该年开始招生的学位，该学位通常包括需要学分修读的汉语模块和其他一些中国文化模块；在这些院校中，只有9所将开设汉语作为单科荣誉学位，比去年减少了4所。
到2021年8月为止，九个新院校（伯明翰大学、卡迪夫城市大学、考文垂大学、Northern College ofAcupuncture、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雷丁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思克莱德大学和萨里大学）在同一年增加了与中国有关的课程，而赫特福德大学、赫尔大学、诺丁汉大学、特伦特大学和伦敦摄政大学要么停止招收此类项目的学生，要么停止2021年的招生。埃克塞特大学、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斯旺西大学似乎已经关闭了此类本科课程，但保留了此类研究生课程。
许多院校已经对其开设的课程进行了重大修改，取消了许多课程，并增加了新的课程，特别是班戈大学、切斯特大学、兰卡斯特大学、利物浦大学和SOAS。其他院校则暂时或永久地减少了2021-2022年的招生计划，例如中央兰开夏大学、切斯特大学、曼彻斯特都会大学和华威大学。
2021年入学中国研究最常开设的课程仍是中文和另一门学科的联合学位课程。修读热门课程的同时修读其他语言、政治和商业管理。因为大学响应学生想要结合汉语学习和其他学科学习的需求，中国研究在HESA统计数据中的代表性仍将不足。
围绕中国研究的研究生课程同样表明了将汉语技能与专业或学科培训相结合的趋势。根据UCAS网站，目前有21所院校为2021年入学开设89门中国研究课程。这中间还包括31个重点不同的笔译/口译学位，如会议口译，或与专业实践或创业等学科相结合。
尽管课程数量似乎有所增加，但这些课程仅集中在12所院校，少于2013年调查记录的16所。这些课程在英国的中国学生中特别受欢迎，因此可能会受到需要国际学生学费的管理人员的青睐。在这些课程中很难招收到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相反，慢慢的变多的课程旨在将汉语作为一种第二语言进行教学，如阿伯丁大学、爱丁堡大学、利兹大学、诺丁汉大学和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的课程，以及思克莱德大学包括汉语的PGDE。
其他可结合修读的学科还包括法律、政治和国际关系、商业、当代艺术、生物医学和中医学。与本科课程相比，研究生开设中国研究项目较多，但传统汉学现在还是少数。
关于研究生开设中国研究课程的多样性，目前未列入UCCL表格的两个学位授予院校机构是苏富比拍卖行和佳士得拍卖行。这些机构提供中国艺术研究生资格，以适应那些对这一艺术领域有兴趣的人。
我们注意到慢慢的变多的院校机构受益于与中国合作伙伴的联系，在中国开设暑期学校或海外课程，作为其研究生学位的一部分。双学位在中国教育市场颇受青睐，即学生可以同时从英国高校和中国大学获得同一课程资格。例如，伦敦政治学院为英国学生提供一系列与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合作的研究生双学位课程。
为了解在英国开展的与中国相关的研究活动，本报告提供了一份利用互联网搜索编制的专注于中国（研究）的部门和研究中心列表。该列表不是全面的，但该列表提供了英国高校博士及以上程度围绕中国研究的重点。能够准确的看出，与中国相关的研究正在英国的商业和管理、当代区域研究、翻译和语言教学、社会科学等领域开展，而在健康、艺术、考古学、宗教和媒体等领域开展的较少。
● 伯明翰城市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和伯明翰城市大学——中国视觉艺术中心（Centre for Chinese Visual Art）
● 格拉斯哥大学、赫瑞瓦特大学、爱丁堡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邓迪大学——苏格兰中国研究中心（Scottish Centre for ChinaResearch）
学生对中国研究的兴趣仍然相当浓厚，即使考虑到今年本科生和授课型研究生的数据由于新冠疫情、英国脱欧以及英国对移民不友好的政策环境出现了偏差。可能出于经济原因，一些院校机构已不再开设中国研究相关项目，但其他一些院校机构已经看到了机会。
总的来说，院校机构的数量略有下降，但课程的数量增加并且更具多样性。目前尚不可能统计所有修读中国相关研究的学生，但很明显，修读人数正在上升。相比之下，教职员工人数下降，而工作量却在上升，这就引发了对可持续性的担忧。
关于IPP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由华南理工大学校友莫道明先生捐资创建。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