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4-02-21 06:13:58 | 作者: 产品中心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我国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紧密关联，特别是在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为引擎的发展阶段，城镇化率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晴雨表。2020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最新的统计数据出炉，至2019年末我国城镇化率为60%。从1949年的10%，到2019年的60%，中国用了70年时间实现了农业国家到现代化国家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很惊人，城镇化率由30%至60%仅用了约20年，而美国则用了将近70年。
过去的几十年，中国通过自身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城镇化的脚步不会停止，但要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特别是根据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这些国家都在城镇化率65%以后实现经济跳跃式发展，进入智力化、创新型国家的发展路径，在65%-75%之间的阶段，人均GDP翻了3-5倍。创新型国家依靠的不是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而是人才和良好的创新机制。这也代表着，中国必须在城镇化率65%以前，做好知识经济、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智能产业的相应储备，特别是社会机制、城市治理和人才培育等方面的提升与完善。如果按照以往20年的发展速度推算，中国只需要4-5年的时间，大概在2025年左右，城镇化率就能够达到65%，所以，“十四五”是决定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的关键时期。
中国城镇化进入了高质量、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无论是外延还是内涵都面临着重大转变：
随着世界经济进入了全球供应链阶段，跨国企业慢慢的变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拥有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地区才能参与到国际化竞争。任何缺少腹地城市支持的单一城市都无法适应未来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拥有门户城市的大城市群，才具备这样的条件。长三角和粤港澳是中国目前最具竞争力的城市群，长三角已经依托交通网络形成了完善、连贯的产业分工链条。粤港澳在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方面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产业集群。
因此，我国自“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体形态以来，“城市群”概念贯穿国家十二五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十三五规划。十九大报告明白准确地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后，关于区域协同、建设城市群的政策密集出台。建设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硬件已经相对完善，但城市的现代化治理机制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城市的公民治理程度。作为城市的真正拥有者——在城市居住和就业的公民，参与城市规划与决策的意识和渠道都相当缺乏。冠状疫情揭示出当城市面对各种状况时，社会的自治理能力至关重要，城市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和专业方面技术人员，基础力量在于社会本身。
未来城市的空间布局、公共政策、发展的策略需要依据自己情况量身定做，变“千城一面”为“一城一策”。对于规划方案和相应政策的制定，切不能再把有机的、动态的、复杂的由人组成的巨系统简单地抽象成机械的、静态的、孤立的冷冰冰的图纸和数字。必须 “推门做规划”，推开当地居民、基层组织的门，虚心学习，真正深入理解城市。而目前正在开展的新基建，内在逻辑也在于通过新技术应用，更好地完成城市治理。
国家统计局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100万亿元大关。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GDP达10276美元，跨上1万美元台阶。从2001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到今天升至1万美元以上，中国用了不到20年时间实现了10倍的增长。这一上涨的速度远超于了英美等传统发达国家。实现这样伟大成就的背后，我们付出了大量的环境、人力和社会资源。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日渐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带来的环境保护、社会公平、资源浪费和生命健康方面的问题，人民的需求也更多地由物质层面的“硬”需求，转化为精神层面的“软”需求。能轻松实现公民对健康、环保、公平、高效以及文化等一系列方面的美好愿景的城市才是真正存在竞争力的城市。
2020年，一个最普通的城市规划从业人员，也有着无比重大的社会责任，有以下几个方向应该多花时间思考：
（1）、以交通为主线（特别是轨道交通），基于经济地理和现代企业的城市群产业与空间格局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2）、以社区治理为基本单元，以物联网应用、大数据分析为技术方法的智慧化城市治理框架。
（3）、如何构建客观的、可操作的、满足科学发展观的，真正面向所有市民感受的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城市和企业来说，随着边际成本的上升，已经不能简单地靠增加生产要素来实现效益，而是应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单位生产要素产生更大的经济产出。
提高生产率，在于科技的创新，更重要的在于打破僵化的思维模式，形成鼓励创业创新的政策环境。
这无疑是人才的竞争，科学技术人才、管理人才、企业家。什么样的城市文化，就会聚拢什么样的人。
对于新基建项目，国家明白准确地提出应该增加有效投资，意味着一定要以功能和效益为先导，而不是以工程为导向，避免越建包袱越重，越建转型越困难，陷入现实与理想南辕北辙的困境。
时间: 2024-02-21 06:13:58 | 作者: 产品中心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我国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紧密关联，特别是在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为引擎的发展阶段，城镇化率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晴雨表。2020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最新的统计数据出炉，至2019年末我国城镇化率为60%。从1949年的10%，到2019年的60%，中国用了70年时间实现了农业国家到现代化国家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很惊人，城镇化率由30%至60%仅用了约20年，而美国则用了将近70年。
过去的几十年，中国通过自身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城镇化的脚步不会停止，但要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特别是根据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这些国家都在城镇化率65%以后实现经济跳跃式发展，进入智力化、创新型国家的发展路径，在65%-75%之间的阶段，人均GDP翻了3-5倍。创新型国家依靠的不是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而是人才和良好的创新机制。这也代表着，中国必须在城镇化率65%以前，做好知识经济、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智能产业的相应储备，特别是社会机制、城市治理和人才培育等方面的提升与完善。如果按照以往20年的发展速度推算，中国只需要4-5年的时间，大概在2025年左右，城镇化率就能够达到65%，所以，“十四五”是决定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的关键时期。
中国城镇化进入了高质量、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无论是外延还是内涵都面临着重大转变：
随着世界经济进入了全球供应链阶段，跨国企业慢慢的变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拥有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地区才能参与到国际化竞争。任何缺少腹地城市支持的单一城市都无法适应未来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拥有门户城市的大城市群，才具备这样的条件。长三角和粤港澳是中国目前最具竞争力的城市群，长三角已经依托交通网络形成了完善、连贯的产业分工链条。粤港澳在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方面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产业集群。
因此，我国自“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体形态以来，“城市群”概念贯穿国家十二五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十三五规划。十九大报告明白准确地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后，关于区域协同、建设城市群的政策密集出台。建设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硬件已经相对完善，但城市的现代化治理机制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城市的公民治理程度。作为城市的真正拥有者——在城市居住和就业的公民，参与城市规划与决策的意识和渠道都相当缺乏。冠状疫情揭示出当城市面对各种状况时，社会的自治理能力至关重要，城市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和专业方面技术人员，基础力量在于社会本身。
未来城市的空间布局、公共政策、发展的策略需要依据自己情况量身定做，变“千城一面”为“一城一策”。对于规划方案和相应政策的制定，切不能再把有机的、动态的、复杂的由人组成的巨系统简单地抽象成机械的、静态的、孤立的冷冰冰的图纸和数字。必须 “推门做规划”，推开当地居民、基层组织的门，虚心学习，真正深入理解城市。而目前正在开展的新基建，内在逻辑也在于通过新技术应用，更好地完成城市治理。
国家统计局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100万亿元大关。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GDP达10276美元，跨上1万美元台阶。从2001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到今天升至1万美元以上，中国用了不到20年时间实现了10倍的增长。这一上涨的速度远超于了英美等传统发达国家。实现这样伟大成就的背后，我们付出了大量的环境、人力和社会资源。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日渐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带来的环境保护、社会公平、资源浪费和生命健康方面的问题，人民的需求也更多地由物质层面的“硬”需求，转化为精神层面的“软”需求。能轻松实现公民对健康、环保、公平、高效以及文化等一系列方面的美好愿景的城市才是真正存在竞争力的城市。
2020年，一个最普通的城市规划从业人员，也有着无比重大的社会责任，有以下几个方向应该多花时间思考：
（1）、以交通为主线（特别是轨道交通），基于经济地理和现代企业的城市群产业与空间格局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2）、以社区治理为基本单元，以物联网应用、大数据分析为技术方法的智慧化城市治理框架。
（3）、如何构建客观的、可操作的、满足科学发展观的，真正面向所有市民感受的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城市和企业来说，随着边际成本的上升，已经不能简单地靠增加生产要素来实现效益，而是应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单位生产要素产生更大的经济产出。
提高生产率，在于科技的创新，更重要的在于打破僵化的思维模式，形成鼓励创业创新的政策环境。
这无疑是人才的竞争，科学技术人才、管理人才、企业家。什么样的城市文化，就会聚拢什么样的人。
对于新基建项目，国家明白准确地提出应该增加有效投资，意味着一定要以功能和效益为先导，而不是以工程为导向，避免越建包袱越重，越建转型越困难，陷入现实与理想南辕北辙的困境。
